而且还必须考虑一个问题，今天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使用的法律工具已经有三十多年，从1979年刑法典出来以后几经修改，修正案每年都有，但基本的构成要件体系没有发生变化。

无法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领域(如法律关系的客体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争议。研究主题被大大拓展了，研究涉入了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法律关系的类型、法律关系的体系等方面。

其五，它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也即科学化。随后，19世纪中叶的历史法学家在罗马法中找到了法学科学化的基础，罗马法被用作确定对于一切法而言必要的一般性结构、概念和原则的渊源。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高度相似，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第三阶段)被全面继受。十月革命之后，法的一般理论迅速马克思主义化，并成为法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主流。一、法的一般理论研究的起源与扩散 (一)一般法学说在德国的起源 一般法学说作为法学研究的独立分支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后叶的德国。

重要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1)积极吸纳了更多的域外法理论成果，并开始尝试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欧陆和英美的一般法学说在学科属性上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它是一门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基于正当法律程序，是否同意被许可人中断或者退出行政许可不能单独由行政许可机关来作出判断。

⑧《合肥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于2008年7月24日经合肥市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8年9月1日起实施。撤回许可是一种基于被许可人义务模式的依职权行政行为，而放弃行政许可则是一种基于被许可人权利模式的权利自由处分行为。义务的履行需要履行能力作为保障，而以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为受益人的普遍服务义务的履行尤其需要足够的履行能力作为保障。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监管信息披露机制的构建可重点从两个层面展开：在被许可人义务层面上，构建被许可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

这一立法例中所规定的特许经营者应当向社会披露的内容，如不通过立法作出强制规定，特许经营者是很难主动做到向社会公开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公众缺少足够的参与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监管的通道，不利于防范被许可人与行政许可机关之间可能因管制俘虏而产生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私下结盟行为。

⑩因此，对于组织型被许可人的规制安排要有别于个体型被许可人，而普遍服务义务的公共利益价值属性则又进一步凸显了对被许可人规制的特殊性要求。目前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在普遍服务义务基础定位方面，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究竟是许可准入必备要素，还是优先因素，实践并不统一。另一种是退出行政许可。在组织事项变更方面，由于被许可人的机构组织形态变化与被许可人的内部治理、行政许可实施能力、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等事项直接关联。

目前，有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导向性要求。(13)参见章志远、李明超：《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的临时接管制度研究——从首例政府临时接管特许经营权案切入》，《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相反，如普遍服务价格过低，不当压缩被许可人的利益空间，一方面会影响被许可人提供普遍服务的积极性，最终导致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的不稳定与不连续，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潜在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之所以在准入监管环节需要构建这样的基础预防机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在逻辑关系上，与后行政许可义务本质要求相统一。

而行政法层面的监管机制安排则是从行政法治的一般原理出发，对被许可人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监管共性机制所进行的安排，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普遍、共性的行政规制要求。(14)应飞虎：《信息如何影响法律——对法律基于信息视角的阐释》，《法学》2002年第6期。

总体而言，手段比较单一，导致对于被许可人未及时启动实施许可的懈怠行为的处理缺少制度弹性与手段空间。3.构建保障有力的政府接管机制。

⑤在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改革背景下，按照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的普遍性、可负担性以及强制性的要求，⑥通过强化被许可人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规制，协调平衡好被许可人私益与普遍服务所承载的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监督被许可人有效承担起普遍服务义务，对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共建共享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于有实施能力而故意不启动实施的情形，可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增加设置包括财产罚、名誉罚、双罚制、信用联合惩戒等多元行政规制手段，从而使得规制手段设置更具梯度，不轻易运用退出许可机制来对被许可人进行处罚，以免因让被许可人退出许可而殃及池鱼，间接影响不特定的普遍服务受益人的利益。③何源：《垄断与自由间的公用事业法制革新——以电信业为例》，《中外法学》2016年第4期。例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45条第2、3款规定，特许经营者应当向社会公开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运营、所提供公共服务标准、监测分析和绩效评价、经过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表等有关信息。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主体一般是组织型被许可人，组织型被许可人所具有的强于个体型被许可人的管制俘虏能力以及拥有的监管事实信息优势地位直接导致了对于组织型被许可人的监管难度要高于对于个体型被许可人的监管。目前很少有法律规范对中断或者退出行政许可的审查标准作出规定，因而完善被许可人中断或者退出行政许可审批配套制度，推进这一监管制度得以有效落地，就具有了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也正是基于国家层面上的统一规定，目前许多地方立法也相继对邮政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监管进行了专门立法。同时，从社会公众对于普遍服务需求的即时性角度分析，一旦被许可人获得许可，被许可人就需要及时向社会公众兑现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的准入诺言。

在整体监管体制设计层面上，强化被许可人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监管，需要坚持准入监管与后续监管并重的全过程监管理念。三是以保障普遍服务连续为目标导向，强化中断与退出行政许可审批监管。

为此，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可在准确界分被许可人未及时启动实施行政许可的主客观情形下，作出不同的处理规定。《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09]第4号)第17条第2款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审查客运申请时，应当考虑客运市场的供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状况、普遍服务和方便群众等因素

(1)对既有研究的深化或修正。法律关系被认为是社会内容和法律形式的统一。它开启了法的一般理论研究的分析传统。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对苏联学说进行反思和突破。

研究主题被大大拓展了，研究涉入了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法律关系的类型、法律关系的体系等方面。四、法的一般理论的开放与创新(90年代末至今) 从90年代后期开始，法理学取代法学基础理论成为这一学科的正式称谓。

如何在坚持苏联学说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抛弃僵化教条，切除纯粹意识形态的附加物，返归真正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恢复法的一般理论作为狭义法律科学(法教义学)之总论的地位，构造更为科学化/学术化的基本法律概念体系，是摆在新时代法理学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在英美学界，受科学化、实证化的时代潮流的影响，同样诞生了诸如萨尔蒙德的《法理学》(1902年)、格雷的《法律的性质与渊源》(1909年)、霍费尔德的《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1913、1917年)和考库雷克的《法律关系》(1927年第2版)等经典著作。

整个50年代中后期，法律关系学说都是苏联和中国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的重点。萨维尼首先对法律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关于法律关系的经典定义。

法理学者的个人研究也日趋多元，法哲学研究重新在法理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经济学、法律与认知科学等)方兴未艾、层出不穷。只有道器并举，融合社会法理论与分析法理论，才能既把握住学科的根本，又不会丧失学科的专业性。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法制建设拉开新纪元。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研究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以社会法理论取代了分析法理论的传统。

但这样一种境况也使得学者的理论想象受制约于民法的特性。为避免泛泛而谈，本文将选择一个基本法律概念，即法律关系，以其学说的变迁为线索来透视法的一般理论在中国的继受与发展。

在法律关系仅体现国家意志还是同时体现参加者的个人意志的问题上，观点纷呈。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逐步得到法学界的认同。

二、法的一般理论的全面继受(50年代至6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创建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在法律关系的内容方面，从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对中国法学界影响颇深的权利本位论与义务本位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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